作者：芮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尹文强

回顾普惠金融发展历史，依托技术创新积累，中国普惠金融1.0-4.0得到了长足进步，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对于消除贫困、解决金融供需不平衡难题，为实体经济“输血”、促进后疫情时期互惠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技术限制，过去几百年工业时代催生出的金融体系仅仅服务了20%的人群和机构，在技术创新由量变到质变的今天，我们正在利用高效率技术开启数字时代，并要把剩下的80%服务好。立足于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升级，普惠金融5.0版本到底应该如何去发展，为金融边缘人群谋福祉，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回顾普惠金融的创办初衷

从上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本着“穷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理念创办了Grameen Bank（孟加拉乡村银行）并首次推出无抵押小微贷款服务，再到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本着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原则首次正式提出的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概念，我们从这两次普惠金融的早期探索中不难总结发现，在技术的有限创新下，尽管初级普惠金融在实践中逐渐凸显高成本、低效率、原始粗放等弊端，但它所倡导的便捷性、公平性、包容性、利他性、尊严性、民主性六大前卫理念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自然属性，为普惠金融未来成长奠定了健康的前进方向。所以，未来无论普惠金融的版本如何更新或形式如何变幻，坚定普惠金融的创办理念、服务愿景和未来使命都是极为关键的，这不仅将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同时更有助于纠正金融体制建设方向并推动金融行业整体本质回归。

普惠金融1.0-5.0的革新趋势

1982年技术创新系统理论学者Chris Freeman在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并不是单纯的科学研发，而是新产品、新流程、新系统在商业层面的首次转化。[1] 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都能看到技术创新对商业新格局和生产力进步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开创了机器替代人工的先河，加速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全球自由贸易的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的发明为人类带来了分工明确、大批量标准的生产流程及电气时代，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改变了传统出行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计算机、航天技术为标志，带领人类进入了互联网电子信息时代；当前所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以5G、云计算、虚拟现实、自动化等尖端科技为手段，在不断打破传统行业边界的同时，在连接万物中持续改变着传统商业形态和消费者的体验方式。

创新技术的变革是极富经济意义的。根据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Robert Solow提出的索罗模型，他认为技术是一个既独立而又区别于资本、劳动力的经济增长因素，又能在经济增长中为其提供约87.5%的贡献。[2]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推算，公元元年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价值算），到技术大规模应用前的1820年上升到了667美元，1800多年的时间里也不过50%左右。而从1820年至2001年，在新技术的运用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至6049美元，增长幅度翻了8倍。

当前我们依然处于技术创新浪潮之中。除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老牌”相对成熟的技术外，2020年最具关注热度的非5G技术莫属。通过梳理普惠金融1.0至4.0的进化过程和移动技术1G到5G的革新，我们发现二者演变的阶段几乎是交叉重合的，而且每次技术的革新都带动了普惠金融的效率提升和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如下图）。

在移动技术传输速率极低（4.8-9.6Kbit/s）、商用成本高且仅能实现通话功能的1G时代（1987-1995），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的普惠金融1.0（1976-2004）版本只能依靠原始人力来完成信贷服务，因此技术限制导致它存在运营成本高、耗时多、市场拓展效率低等问题，同时其包容性金融的理念无法得到充分施展。

到了2G文本时代（1995-2009），传输速率有了小幅提升（9.6-64Kbit/s），主要功能也由原来的仅通话扩展至短消息类的数字通信。与此同时普惠金融2.0（2005-2008）版本开始局部应用技术来取代原始纯人工模式。但由于技术创新有限，2.0版本普惠金融的征信、验证、审核等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难以大范围复制的人海战术实现，所以依旧存在人力成本高、效率低、主观臆断、审核慢等难题。

从文本时代到3G图片时代（2009-2014），第3代移动通信网络在新的频谱上制定出了新的标准，具有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下行约3.6 Mbit/s，上行高达384 Kbit/s），因此影像电话和大量数据的快速传送更为普遍。与此同时，积累了技术发展基础并应用信贷工厂标准模式的普惠金融3.0（2009-2013）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2.0版本人力繁冗问题并开始在效率、规模、验证速度、分工程度、运营成本等方面凸显出明显的优势，但同样存在欺诈、信息不对称、数据保量不保质的问题。

从3G发展到4G（2014-2019）视频时代，由CDMA发展到无线蜂窝电话协议使得上传下行速度有了更高的上限（下行100 Mbit/s,上行20Mbit/s），与拨号上网相比速度要快2000倍，高质量视频图像功能得以实现。此外，在这一阶段，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风控等新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开启了普惠金融4.0版本，新形式普惠型金融服务大量出现，金融门槛、运营成本进一步降低、金融服务可获得率提高、欺诈信息验证也更加精准，但同时普惠金融行业的主导价值观也在逐渐偏离原始的创办理念，变得更加不透明、极度功利和利己，校园贷、P2P爆雷和714金融高炮等都是脱离原始普惠金融理念江河日下的例子。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质变。与1G-4G的渐进式进步不同，5G技术是一种建立在之前发展成果上颠覆式创新，除了在传输速率上可以达到10-20Gbit/s的大跨越，具有超低延时、超大连接特点外，为万物互联搭建底层逻辑、为行业新生态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新商业模式是5G技术与前述1G-4G最本质的区别。基于以上四个阶段中技术进步均造就普惠金融革新的事实，我们认为普惠金融的5.0版本势必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凭借颠覆式的技术创新以全新的面容出现。那么经历了40多年的成长，从1.0发展至4.0且有继续创新势头的普惠金融除了技术外，其生命力还来自于哪些因素呢？在持续的生命力基础上，普惠金融5.0又应当如何发展呢？

普惠金融生命力的来源

之所以普惠金融经久不衰而且还能催生出多元的健康生态，我们认为符合发展趋势是这种生命力的主要来源。

首先它符合了商业模式的趋势，从市场需求上来看，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满足与饱和，未来这一部分头部流行市场的增量和增速将逐渐放缓，而在长期以来零散的、个性化的、小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尾部市场，相比之下则会凸显出刚需和旺盛的增量。由于普惠金融从创办开始的目标群体就是为那些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小众”长尾群体，所以根据长尾理论模型，数量巨大的长尾市场加起来将爆发出比头部市场还要大的潜力。因此这是普惠金融生命力的来源之一。

其二，普惠金融符合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多数人将企业理解为一种创造利润的组织，但我们认为利润是一个企业践行合理经营理念、愿景、使命、文化的果而不是因，企业存在的真正目的是要根据健康的价值观创造需求并从买方入手服务企业需求，在利他中解决平权问题。以普惠金融领域的代表蚂蚁金服为例，它追求的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其愿景是构建未来服务业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世界带来更多微小而美好的改变，不追求大，不追求强，而追求成为一家能健康成长102年的好公司。蚂蚁金服希望每一个个体可以享受到普惠、绿色的金融服务，每一家小微企业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开放合作，让数字生活触手可及。从其对外推出的金融产品、平台再到普惠金融的生态，我们都可以发现，蚂蚁金服从创立之初就是以满足广大金融用户、企业用户的需求为导向的，并追求对商业、对社会的永久价值，而非短期企业的既得利益，这种先利人再利己的长期利益价值观支撑着蚂蚁金服一步步壮大。

其三，普惠金融符合了金融的本质并且有助于效应最大化和后疫情时代刺激经济复苏。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的一个分支它其实还是践行着金融在不同生命周期中解决资金流不匹配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效应最大化的时候为合适的人群提供合适数量的资金促进提前消费。以个人购买汽车为例，在当今 “负”经济时代，大部分年轻人单凭个人能力购买一辆心仪的汽车其实是有困难的，想要购买的时候无力购买和等到存有足够的积蓄再去购买，二者的效应（喜悦感、幸福感等）一定是有显著区别的。同时，从汽车制造业角度来说，厂商如果要等待消费者都攒足够的钱再来消费的话，销售周期一增长，那么车企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这一点和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大家都选择勒紧裤腰过日子相似。所以适度提倡提前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有助于效应的最大化、经济的提振和缓解供需矛盾。美国利用提前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例子，但过度超前消费绝对是百害无益的，我们应把握好普惠金融经济刺激与消费惯性的平衡。提前消费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乎社会财富。当今社会财富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全球前20%的人的财富之和约等于后80%的人的财富总额。但是与这20%的人相比，80%这一部分的人无论是从潜在需求体量、多元性还是经济刺激潜力的角度都是具有更大消费增量的。如果不能突出普惠金融在刺激消费的作用，那么偏好存钱而不是消费的这80%人群和更加偏好投资的这20%人群放在一起势必将加重社会资本泡沫，并将这一趋势继续恶化下去。所以，为了促进后疫情时期经济回暖并发掘经济潜力，缓解社会消费与收入的不对等问题，普惠金融的存在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普惠金融5.0应如何发展？

（一）以“退”为进：回归普惠金融创办初衷

《朱子语类》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不能坚持初衷且以盈利为唯一重心的普惠金融服务结局往往是可悲的。P2P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创办初衷其实是降低金融门槛，解决小微实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但在贪婪、利益、过度投机的驱使下，P2P逐渐演变成了不透明的套路贷、高利贷等有色名词。尽管市场中存有少量依然坚持初衷的P2P机构，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已经让正规P2P失去了市场信任。普惠金融应以此为鉴。

纵观普惠金融1.0-4.0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普惠金融的理念正在慢慢发生分化。由于技术限制，1.0-3.0虽不能有效缩减金融成本，达到普惠的目标，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三个阶段的普惠金融总体上都始终坚持着创办初衷。相比之下，虽然4.0版本在应用技术后成本和效率都有大幅优化，但其谋盈利-守初衷的天平也似乎开始向高盈利、不透明、套路贷一方倾斜。造成这种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一，2018年之前我国金融业基本实行的是刚性兑付，这种兑付方式在社会稀缺金融资源相互竞争中只能以虚高且不可持续的利率存在，因为在各金融机构都提供相同利率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理财利率的金融机构才更有可能获得金融资源，庞氏骗局就是其中一种；其二，大多数金融消费者是非理性逐利且对风险是没有意识的，也就是哪一个金融机构提供更高的利率，金融消费者就更愿意参与哪个金融机构的项目；其三是监管的滞后介入，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普惠金融4.0的进一步倾斜。为了避免重蹈P2P旧辙，因此，回归普惠金融创办初心、回归普与惠的本源是普惠金融5.0进一步开拓市场价值的立根之本。

（二）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并适度利他

利己者生，利他者久。自金融诞生于人类社会以来，围绕金融产生的矛盾和治理始终都在围绕着金融资源的利己和利他性展开。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金融资源的利己性和利他性之间的思考。其实一开始古希腊产生金融的原因是为了积极解决因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帮助那些因意外而无法生存的公民，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高利贷，即“六一农”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能剩下六分之一，若无力还债则自己和妻儿都要卖身为奴。久而久之偏离金融初衷并失去财富公平的希腊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穷人越来越穷，富人却越来越富，越来越多的公民卖身为奴，其中也不乏一些贵族。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一眼看出了当下金融的本质：金融赋予了富人更多的财富，却抢走了穷人仅有的剩余，放任不管，雅典要完，于是梭伦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并颁布了解负令：一律释放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除古希腊外，中世纪欧洲因极度利己性金融爆发的矛盾数不胜数。由此我们可见金融的极度利己对于金融的可持续性是不利的。同理，极度利他、满足其他人的福利或许也不具有普世意义，因为这有悖于人的自然心理属性。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ary S Becker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通常将利他主义定义为一个人从他人效用的增进中获得满足，主要有三种利他主义，第一种为不求回报式的纯粹利他主义（pure altruism），比较适用于收入再分配的慈善领域；第二种为非物质回报的利他主义（recognition altruism），其呈现方式多为无形的，如赞扬和名誉回报；第三种则为互惠式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即也希望获得利他主义式的回报，并希望在未来发生意外时获得帮助，这一种较前两者相比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均衡，更有助于物种或产业的延续。

关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哪一种效率更高，支持利己主义的亚当·斯密认为将利他主义极端化，并在大部分经济活动中代替利己主义是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利己主义也更容易利用市场交换达到共赢局面，但适度利他依然具有持久价值。当市场失灵或出现囚徒困境时，互惠利他主义则能有效弥补市场缺陷，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在某些竞争激烈且进步空间有限的行业领域化解恶性循环危机，提高各企业的生存几率。学者Herbert Simon在利他主义与经济研究一文中认为如果没有利他主义，那么团队的忠诚就只能通过惩罚制度来实现。 [3]同理，如果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仅仅为了利己而忽略了利他主义，那么普惠金融这个行业的未来必将像史实一样陷入恶性循环。

关于利他性的积极影响，从蚂蚁金服的利他价值观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健康的生态，即利他生态。从最初蚂蚁金服以利他、客户为导向为用户创造价值，再到最后用户在信用生态中为蚂蚁金服回馈价值，最终提升整个行业和社会的信任度。这其实都是由企业利他的观念引发的价值再创造。因此，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并适度利他，普惠金融5.0的整体行业生态才能获得良性长足发展。               

（三）深耕长尾市场

长尾经济理论是看待二八定律的一个新变种。2004年Chris Anderson在Wired杂志上发表了长尾文章，他认为由于存储和流通渠道的有效性，只有20%的公司或产品能够占领绝大部分头部市场，剩下的则称之为长尾市场或利基市场（Niche），即这一小部分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但是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尾部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在头部数量不多的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4]

根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期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8.08万亿，2009-2019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0.7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 但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据Oliver Wyman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消费贷款余额占现金和存款比重仅为14%，落后于美国33%但高于德国13%和日本的5%。[6] “在中国7000万家企业当中，中小微企业占到总数的98%，但占绝对数量的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却不到22%，原因在于小微企业需求量比较大，融资期限比较短、金额小、频率高、时效性强，又缺乏符合条件的抵押物。”[7]

套用长尾经济模型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在金融方面处于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长尾一端，未来普惠金融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于78%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理论方面，Carlos（2013）等人认为传统金融机构之所以认定小微金融（micro finance）不足以吸引进入是因为这类市场具有更高的运营成本、缺少必要的存款而且会耗费现有良好的金融资源，同时施加高利率对贫困人群来说也是一种“贫穷惩罚”且降低利率会破坏商业可持续性；[8] 成本方面，Gonzalez（2007）在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小微借贷群体在缺乏技术的支持下，要承担约62%的运营成本，这是非常高的。[9] 但是这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Carlos等人建议在长尾市场中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效率并扩大服务范围就能缩减成本、提高效率并最终实现长尾部分的可盈利性。现实当中，以网商银行为例，依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尖端科技，2019年全年其累计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人创业者数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超过了全球各大银行，甚至超过了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成本优化方面，根据公开信息搜集，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下，中小企业贷款的平均人工成本约为2000元，但应用互联网智能技术后，网商银行的平均运营成本仅为2.3元。这是由技术带来的长尾市场的拓展与创新，完全具备商业可持续性。

鉴于中国巨大的长尾市场体量和未来智能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相信普惠金融5.0的发展潜力还会得到深度挖掘，为更多有实际需求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实质性帮助，赋能实体经济。

（四）坚持走金融民主化路线兼顾公平

从西方金融的几百年发展史来看，西方金融体系的设立、标准的制定、资本积累的方式、核心受益人群等方面可以发现一条定律，即金融极大地服务了资本家和家族财团，并催生出了一大批家族垄断企业，造成了赢者通吃和社会贫富差异加剧的局面。相比由更多元金融消费者组成的群体，这种金融少数化、精英化、阶级化其实对于金融体系良性循环和金融风险冲击的抵御其实是比较弱的。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大力推广金融的意义又是什么？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解决个人、家庭以及企业生命周期中现金流不匹配的问题，这一点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提出的保护观点是相似的，他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提出观点认为：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金融业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因此，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探讨如何改造它，使之更加民主化，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10]

所以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分支，面对普惠金融1.0-4.0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不是创新的过度，而是创新还不够，是传统的金融体系与创新金融体系之间的博弈与融合。支付宝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在过去由于技术的落后和传统金融审核上的不尽人意，大多金融消费者无法有效获得应有的服务，但是今天可以借助科技提供的高效率征信、验证、审核等革新手段打破原有借贷体系，降低准入门槛，打破金融精英权力结构，从而包容更多原来本能享有金融权利的消费者，实现金融民主化，同时在民主化过程中也要防范金融过度投机和道德危害。

结语

科技总是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进行变革、颠覆、再创造，至于普惠金融5.0版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参与形式和技术手段呈现在金融消费者面前，这是难以预测的。但无论未来技术如何多元，普惠金融5.0乃至更高版本都应具备立根创办初心、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并适度利他、深耕长尾市场服务更多金融消费者群体以及坚持走金融民主化路线并兼顾公平这四个关键要点，从而带动金融向善、资本向善、人心向善、社会向善。

（本文作者：芮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尹文强，芮萌教授研究助理。）

[1]. Chris Freeman. 《工业创新经济学》

[2]. Robert M Solow.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3]. Simon, Herbert, Altruism and Economic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J] .1992, Vol .18, No .1 (winter).

[4]. Chris Anderson. Oct., 2004. The Long Tail.

http://ezproxy.ceibs.edu/rwt/ABIINFORM2/https/PNTXC6UDNAYHA6UQPF4XK65VF3SX85B/abicomplete/docview/196834840/fulltextPDF/CA5B8458920447F9PQ/12?accountid=37781

[5]. 任泽平解码蚂蚁：如何成为全球最大独角兽。

[6]. 2020年中国消费信贷行业市场规模分析：预计消费贷款规模达13万亿。

https://www.sohu.com/a/415783816_642249

[7]. 占比98%的小微企业，理应受到更细致的金融服务。

https://www.sohu.com/a/165307424_577663

[8]. Carlos Serrano and CincaBegoñaGutiérrez-Nieto.2013.

Microfinance, the long tail and mission drift. 

[9]. Gonzalez S.2007.Efficiency drivers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The case of operating costs. Microbanking Bulletin, 15 (4) (2007), pp. 37-42

[10]. 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